翻译：文化的“摆渡人”

2016-06-17 翻译教学与研究

《亲爱的翻译官》风头正劲。这部号称“国内首部讲述翻译界生态”的电视剧，讲述了法语系硕士乔菲在翻译天才程家阳的指导下，成长为高级翻译，俩人也从欢喜冤家变成亲密爱人的故事。不过，真正的“翻译官”是怎样的？在此我们就为大家揭秘史上真实的译界风云。

僧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 

“翻译官”究竟是什么官？其实，政府官员里并没有“翻译官”这种职位和称谓，目前业内对口译员专业的称呼是“翻译”或者“译员”。

我国古代在政府里承担翻译工作的官员被称为“象胥”“舌人”等。然而，真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的，不是“象胥”“舌人”，而是僧侣与传教士。

《圣经》说，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。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能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。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。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，统一强大，心想：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巴别塔，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？于是他改变并区别开人类的语言，使他们因语言不通而各奔东西，巴别塔就半途而废了。

《圣经》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征语言不通带来的混乱隔阂，或许是命中注定，《圣经》却成为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，已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（包括方言），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97%。

无论中外，翻译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译拉开的。《圣经》传入各国，是根据希伯来文与希腊文，并通过拉丁文辗转传译的巨大工程，其间皓首穷经，不知译老了多少高僧鸿儒。影响最大的“钦定本”，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译成。参与翻译的僧侣有54人，从1604年至1611年，穷七年之功始竣其事。

不过，比起7世纪中叶在长安完工的译经盛会来，“钦定本”的七年显得太短了。我国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译家——玄奘只身前往天竺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，取回佛经657部，长安万人空巷欢迎。奉唐太宗诏命，在弘福寺主持译经，房玄龄、许敬宗还奉命召集硕学沙门五十余人，参与助译，《瑜伽师地论》译成，也称得上“钦定本”了。

根据唐代的译场制度，翻译的职司与流程，从译主、证义、证文、笔受等一直到钦命大臣，多达11个步骤，真是森严精密。有资格进入玄奘译场任“证文”的12人与“缀文”的9人，都“谙解大小乘经论”，并为“时辈所推”，可谓人才济济。这一壮举历经19年，玄奘笔不停挥，“三更暂眠，五更复起”，绝笔之后只一个月就圆寂了。

如同圣经翻译对西方文明的影响——欧洲大多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范本就是它，八百年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也影响深远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语补充时期，使汉语由单音节词语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。汉语里的“世界、刹那、瞬间、如来、观音、西天”等就是佛教用语。经由佛经翻译形成的“四声”、“平仄”等，更创造出汉字的拼音方式。

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，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。宗教典籍的译者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译者那样停步于译界，而往往身兼数职——翻译家、教育家、宗主、哲学家。他们对各民族的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建筑、艺术、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，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翻译之于民族文化，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：“中华文化这条长河，有水满的时候，也有水少的时候，但却从未枯竭。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。最大的有两次，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，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。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。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，万应灵药就是翻译。”

译者——社会变革的先导 

在中世纪漫长的黑暗统治过程中，欧洲各国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，以“复兴古典文化”为口号，掀起了一场人性解放运动。这个时期，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典籍被翻译成多种民族语言，对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远影响。可以说，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，译者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者和殉道者。

被后人称为“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殉道者”的，就是一位译者——艾蒂安·多雷。他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，因提出“翻译五原则”而享誉翻译史。然而也是翻译让多雷惹下大祸。他翻译的一则柏拉图的对话录《阿克赛欧库斯》，被教会指控为“曲解”柏拉图，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。年仅37岁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异教罪，处以绞刑，还被焚尸。

在社会变革时期，译者如同普罗米修斯，从奥林匹斯山上盗来火种，照亮、温暖、启迪着处在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们。

1895年甲午战争后，国家危机重重，中国传统文化、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怀疑。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。正是在译者的力促下，20世纪初的中国爆发了那场崇尚科学、民主的新文化运动。

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，无疑是最好例证。《天演论》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4年发表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编译的。他并没有直译原文，而是加入了大量评论，针对当时国民的亡国心理，以传播物竞天择为主要思想，激励国民奋起抗争、救国保种。译文语言上，严复刻意用桐城派优美的骈文来译，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阶层的读者，使得《天演论》能够在社会上层广为传播，变法与革命精神借此得到世人认同。

“开启民智”的并不都是严肃的思想论著，清末民初，翻译小说的流行也悄然地在每个人心中植入“反对封建礼教、发展民主科学、破除迷信愚昧”的“变异基因”。比如不懂外语的“译界之王”——林纾。

林纾被誉为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。他不懂外语，只能由懂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，他“耳受手追”，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。

第一部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。“可怜一卷《茶花女》，断尽支那荡子肠”。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展现了与传统礼教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，更让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开化民智的途径。

林纾之后，译者和译作如雨后春笋。1896年至1911年间，中国翻译的小说达数千部，两倍于当时的创作小说。有人曾对“五四运动”时期最重要的期刊《新青年》所刊载的翻译文章进行统计，发现翻译占全刊内容总量的24%，其中文学翻译分量最重，占全部翻译内容的一半以上，在高峰期更达89%。

正是翻译活动的盛行，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和基础。正如人所誉，“翻译者如前锋，自著者如后劲，扬镳分道，其影响于社会者，殆无轩轾焉。”

平民翻译时代到来 

有人说，地域和语言就如同一条条河流，隔断了河岸两侧的人文交流。距离这道隔阂，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很快就被打破；而语言上的隔阂，就需要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译者，在这边或那边，长久地关注着同一些词句，竭力要把意义与韵味传递到另一种语言。这些译者又被形象地比喻为文化的“摆渡人”。

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互联网的普及，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落。仅靠职业翻译已不能满足人们信息交流的需要。于是在中国，平民翻译的时代来了。

2007年，美剧《越狱》在中国网络上疯狂流行，字幕组如同雨后春笋般出世——志趣相投的外语影视剧爱好者们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，几个人分工把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对白分段译成字幕，让不懂外语的观众也能欣赏到带中文字幕的影视剧。那一年成为中国字幕组历史上的“里程碑之年”。

字幕组的成员几乎都不是专业翻译，他们多是出于对外语剧的热爱自发聚集，不取分文报酬。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，依靠QQ、微信联络沟通，合作数月却从未谋面。

撇开字幕组基因中的“灰色”成分，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像是世界文化的推介者。由于它们的存在，国内网民可以跨越语言障碍，与海外观众一起追看当地最新的影视作品，第一时间领略世界名校的公开课，使中国与世界更快接轨。

虽然没有建成巴别塔，但人类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不用再费力学习外语，就可以与世界上的每个人交流沟通。这个梦想催生了机器翻译。

1990年彼得·布朗发表《机器翻译的统计方法》，基于大数据分析，构建机器翻译系统，现代机器翻译纪元由此开始。

2012年，微软研究院创始人里克·雷斯特在“二十一世纪的计算”大会上，展现了计算机的实时翻译能力，里克的英语演讲被实时转变为中文语音。甚至通过在演讲前1小时学习里克的演讲录音，计算机还模拟了他的发音特点。流畅的语言能力、个性化的声音，使位于翻译塔尖的同声传译一时也失去光彩。

被比尔·盖茨称为“在预测人工智能上最厉害的人”——美国未来学家雷·库兹韦尔预言，2029年机器翻译的质量将达到人工翻译水平，同声传译的“翻译官”将从此失业。

从前翻译工作主要是由少数文化精英和专业人士进行，而字幕组和计算机让翻译走入了平民时代。借助互联网，翻译的数量、多样性和传播的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巴别塔的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哪天实现了呢？

杨绛与《堂吉诃德》

杨绛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，是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，广受读者欢迎，已累计发行70万册，是该书中译本里发行量最多的译本。杨绛还因此被西班牙国王授予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”。

可是，在翻译《堂吉诃德》之前，杨绛还不会西班牙语。1956年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请杨绛重译《堂吉诃德》。杨绛找来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，觉得它们不足以代表原作。要想忠实原作，必须从原文翻译。她自学西班牙语3年，然后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《堂吉诃德》版本开始翻译。

至1966年的“文革”初期，她已译完部分书稿。但就在这时，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。杨绛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后，有一天，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，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，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，但未能如愿，只好求人妥善保管。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，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。1972年春，杨绛从干校回京，家中房屋被人占用，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，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《堂吉诃德》的。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，一本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。至1976年秋冬，她终于译完全书。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。

不过，有一种“议论”，说杨绛译本没有把卷首诗译出来，是不是那些诗太难了？为弄清原委，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曾去信向先生讨教。杨绛回信说，诗并不难译，之所以未译，是她研究了塞万提斯写这些诗的背景及初衷后，认为这纯是故意模仿当时一些名人雅士借写诗来吹捧自己的“炒作”手法，其用意是借此讽刺和揭露那些名人的虚伪与做作，而绝非塞万提斯有意自我吹捧。正是为了避免读者对塞万提斯产生误解，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译者的做法，也略去不译。（本版写作参考何其莘等主编《中西翻译简史》、柳鸣九等著《译书记》、傅雷等著《译者的尴尬》等书，特此致谢）

“可口可乐”曾被叫做 “蝌蝌啃蜡”

 “可口可乐”一直被认为是广告界翻译得最好的品牌名。“可口可乐”四个字生动地暗示出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感受——可口亦可乐。是谁把Coca Cola翻译成可口可乐的呢？

上世纪20年代，可口可乐已在上海生产，一开始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中文名字——“蝌蝌啃蜡”，被接受状况可想而知。于是，可口可乐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公司，公开登报悬赏350英镑征求译名。当时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彝，以“可口可乐”击败其他所有对手，拿走了奖金。

现在看来，可口可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，350英镑的成本不仅换来今天在中国数十亿元的销售额，甚至让可乐成为品类的代名词和行业标准。据说，Pepsi在进入中国时也被迫翻译成“百事可乐”，而不是“百事”。

给洋品牌取一个妙极了的中文名字，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据说汽车中的Benz最早被翻译成了“笨死”，香港又叫“平治”，直到找到“奔驰”这个贴切的译名，才开始在中国大地奔驰如飞。

（文章来自“北京日报”，作者石晓灵）